清人戴震说，治学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以此标准来衡量进入文史研究领域的人工智能，可以搜罗众多相关文献，可谓“淹博”，又能够以某种逻辑方式将这些文献串联起来，得出一个结论，甚至敷衍成文，较之于传统的典籍数据库，其在“识断”“精审”上更进一步。但目前来看，人工智能尚无法取代人类自己的阅读与思考。

道理很简单，人工智能的“淹博”，并不等同于学者的“淹博”。在典籍数据库还不甚普及的年代，有位老先生审读学生交来的文章，乍一看，其中引用的历代文献巨细无遗，不禁赞叹学生用功之深，可仔细一看才发现，材料虽多，却抓不住重点，仅仅是罗列而已。其实，那些文献是靠数据库检索得来的，孰轻孰重、孰是孰非，学生心中并没有准确的判断。

一流学者的“识断”“精审”，是人工智能尚无法企及的。在读纸书的那个年代，史学家陈寅恪学问渊博，但他并不矜奇炫博，而是很善于从常见文献中洞察历史发展的脉络，许多著述“其所征引，不出习见之书”，为人叹服。与自然科学不同，人文研究许多时候并没有“标准答案”，无论是史家的褒贬、哲人的智慧，还是文学家的情感、书画家的笔触，都需要研究者真正读进去，才能“同情”“共鸣”。每个研究者的“识断”或许不同，但这正是人文学术的活力所在。

（2月10日 《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