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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近年来传记图书热销现象及其原因

浏览次数: 信息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网 发布日期:2020-06-30

核心阅读:传记反映的是一种社会的价值标准,同时也包含着传记本身的一种要求:传记要求矛盾冲突,传主的一生不应当过于平淡,否则传主的个性难以刻画出来,不容易引起读者的兴趣。具有传奇经历的传主通常是读者所喜爱的,好奇是人类的本性,也是读者阅读传记的一种心理基础。


非虚构是近10年来国内社会科学领域最流行的术语,非虚构的概念甚至影响到图书行业的分类——虚构类和非虚构类已成为代表国内图书行情风向标的两大阵营。传记是非虚构类图书中分量最重、影响最广的一个成员,近年来传记更是呈现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

笔者对2015年2月—2020年6月《中华读书报月度好书榜》进行了综合性分析,发现上榜非虚构类好书中传记图书保持稳定的比例,最好成绩出现在2020年,2—6月共上榜传记图书24部,与同样上榜24部的虚构类图书持平;其次在2016年,2—11月共上榜传记图书38部,这年虚构类图书上榜39部,二者基本持平;其他年份传记图书也保持稳中上升的良好发展趋势。这些数据充分反映,近年来传记图书呈现出生机勃勃的上升趋势。

在西方,非虚构类作品的传播与出版方面,传记已成为最流行的领域。有学者通过统计指出,在《纽约时报书评》上,每期评论中很少出现低于3部传记的情况,可见传记图书分量之重、影响之广。英国著名传记作家奈杰尔·汉密尔顿长期从事传记写作与研究,他在《传记简史》中述及传记的现状与发展趋向,用“传记的成熟”作为书中一章的标题,认为“在20世纪末,传记终于迎来了它的时代”。

热销传记符合三个标准

奈杰尔·汉密尔顿在《传记简史》中大胆断言:“事实上,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传记已经与小说互换了位置。”据此,他对读者提出了建议——赋予你的生命以意义,鼓励读者去书写自己的人生。“赋予你的生命以意义”针对的是自传,其意义同样适用于他传的书写——有意义的人生值得书写。

那么,什么样的人生值得书写?有三个标准可供参考:

“人物要伟大”标准。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的《分论一:人的专史》之《人的专史的对相》中提出“人物要伟大”,并列出7种类型。其中,排在第一位的是曾经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影响过历史进程的那些人物。

这一类传记具有比较普遍的价值和意义,传主是政治家、军事家、领袖人物,他们为改变人类命运这个宏大的事业作出过贡献。《开国领袖毛泽东》《早年周恩来》《我的父亲邓小平》《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富兰克林自传》等领袖人物和政治家传记符合梁启超所说“人物要伟大”的标准。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通过对习近平总书记延安7年知青岁月中的共同经历者、知情者进行访谈,记录受访者所讲述的故事,29篇访谈文章内容丰富,事例生动活泼,文字朴实感人,再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延安7年知青岁月的艰苦生活和成长经历。阅读这些访谈文章,对习近平总书记年轻时期的经历有深刻体会,更深切了解到习近平总书记在年轻时期就已经有坚持学习和深刻思考的习惯,有敢做敢担当的作风,有勇于创新的胆识,从青少年时代已具备脚踏实地、坚韧不拔的精神。

“时代精神”标准。时代精神这个词语是黑格尔提出的。黑格尔说:“体现着时代精神的英雄们主宰着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的视野。”我们选择为之立传的传主应该是代表着这个时代精神的人物。

每个时代都有那个时代的需要,需要通过对历史人物的重新解释来反映时代精神。有些人物虽然可能在一段时间里不为人们所重视,但是他们的某些经历或他们身上的某种精神,可能符合以后某一个时代的需要,这时他们就成为合适的、代表着时代精神的传主。

2003年非典暴发。2010年,作家出版社出版叶依的《钟南山传》,2014年人民出版社再版。2020年新冠肺炎暴发。《收获》杂志长篇专号2020春卷推出熊育群写的传记《钟南山:苍生在上》,花城出版社2020年5月推出单行本。钟南山院士的传记反复出版,并成为热销图书,这说明当人类面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如钟南山院士等白衣使者成为人们生命与精神的寄托者,其传记的出版代表着这个时代的精神。

“代表人物”标准。爱默生在其著作《代表人物》中,作为“代表人物”论述了柏拉图、蒙田、歌德等世界伟人,从这里我们可以提炼出“代表人物”这个概念——在某个领域作出卓越贡献的人物。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的“原序”中对苏东坡一生功绩的总结恰如其分地体现了爱默生“代表人物”的理念:

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在苏东坡这些方面,其他诗人是不能望其项背的。这些品质之荟萃于一身,是天地间的凤毛麟角,不可多见的。

这类传记反映的是一种社会的价值标准,同时也包含着传记本身的一种要求:传记要求矛盾冲突,传主的一生不应当过于平淡,否则传主的个性难以刻画出来,不容易引起读者的兴趣。具有传奇经历的传主通常是读者所喜爱的,好奇是人类的本性,也是读者阅读传记的一种心理基础。

传记繁荣的三个原因

一种文体的繁荣发展并不是偶然现象,其背后一定有必然的因素,这个必然因素往往蕴含着时代特色,更承载着历史文化发展必然带来的结果。

中国是传记古国,更是传记大国。《诗经》的《公刘》等篇幅中已经出现传记文学的萌芽。屈原的《离骚》中出现传记文学因素,《左传》《国语》《战国策》《晏子春秋》等史传著作中生动形象的人物故事描述,具备了传记文学的雏形,而到汉代,司马迁的《史记》的出现则代表着传记文学之成熟。

我国现代传记的成熟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在这方面,梁启超、郁达夫、朱东润等人的贡献功不可没。梁启超不仅总结中西方传记创作上的差异、优劣,提出符合中国文化心理的传记理论,更身体力行,亲自撰写多篇传记作品,为中国传记文学的现代转型立下汗马功劳。这时期出版的梁启超的《王荆公传》、鲁迅的《朝花夕拾》、郭沫若的《沫若自传》、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等传记作品,不仅当时是畅销榜上的常青树,即使今天依然在热销,影响了一代代读者,是永恒的经典。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的开放、西方文艺思潮的引进,传记文学的创作进入了黄金时代。题材、内容、创作手法与文体创新等方面,远远超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前30年以及更早的现代传记文学30年。据学者胡平统计,1949年至1983年的34年里,国内出版各类人物传记图书共计3400多部,而1984年至1990年的6年里则出版了3700多部。20世纪90年代以后,传记文学更乘着时代的东风,创新的出版模式,数量急速上升。进入21世纪,传记真正迎来其“新的世纪”,每年出版传记在1万部左右,与虚构类出版物数量大体相当,甚至在有些方面超过虚构类图书。大数据说明,传记图书枝繁叶茂,蔚然成风,其发展趋势不可阻挡。

分析传记图书热销现象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人物传记写作是时代精神的集中呈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而人是时代精神的最直接而最有力的体现者。综观经典传记,这些传主都是当时一个时期时代精神的代表者,如王安石、托尔斯泰、富兰克林、鲁迅等,人们阅读他们的传记,在传记中与这些传主相遇,体验他们的生平经历及其心灵世界,欣喜着他们的欣喜,悲伤着他们的悲伤,产生共鸣,获得精神上的愉悦。

二、人物传记是一种特殊的史料。它的写作是人类精神文明传承的重要方式,在大历史之外提供了更鲜活的个人化的历史细节,是对大历史的有力补充和丰富。传记与历史的书写有着本质的区别,传记强调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通过文学手法生动呈现人物与时代的关系。这是人们相比历史更愿意阅读传记的原因所在。

三、人物传记具有鲜明的教育功用。无论是时代精神的体现者,还是伟大人物的生平描述,都有一个共性,即这些传记都精彩呈现了传主遇到生命中的坎坷曲折时,迎难而上、不屈不挠、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可以说,每位传主都是经过风雨终见彩虹的人生胜利者。人们阅读他们的传记,获得精神激励,使之成为自己人生路上的典范和榜样。

传记在人类文明初期即已出现,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在今天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应该说是时代的发展和进步,给予传记这个古老的文体新的活力和生命力,所以说,传记的繁荣及其热销现象,是这个时代应有的美丽景色。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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